“旭日东升”文教基金系由“译博士”创始人为纪念其恩师、教育家、上海工农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沈昌旭先生而捐资设立。

沈昌旭先生（1925年1月9日—1995年1月14日），杰出的人民教育家，早年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11月，沈昌旭先生在著名民主人士、上海市社会教育处处长俞庆棠女士的大力支持下，创立了上海市立第十八民众学校并担任支部书记。他曾先后主持中共上海闸北区委、虹口区委地下工作，开辟了南京江宁根据点，组织了苏州东山起义，在中共元老刘晓、吴学谦、乔石等直接领导下踊跃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上海学生运动和教师运动，参与了国民党旧政权的接管重建，1952年后长期领导上海市工农教育事业。他生前为上海的解放，尤其是解放后上海的扫盲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毕生精力。

2009年4月5日，时值沈昌旭先生骨灰安葬14周年纪念日。“译博士”创始人专程前往上海松江天马山祭扫了沈昌旭先生墓园。

天马山公墓坐落于依山傍水、胜景如画的佘山国家旅游风景区，是上海市境内唯一的山地永久性公墓，沈昌旭先生生前曾下放于佘山镇从事社教运动，如今，位于沈砖公路旁的这方洞天福地成了沈昌旭先生的长眠安息之地。

沈昌旭先生在文革中受到“上海地下党”冤案牵连，被诬为“叛徒”“特务”而惨遭“四人帮”残酷迫害，被打断七根肋骨，长期关押于狱中，直至文革结束后始获平反。经历过无数劫难的他依然无怨无悔，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上海市教育事业的拨乱反正工作中。他以身许国，终生未娶，兢兢业业地为教育事业工作，直至1995年1月14日病逝。

1995年1月初，“译博士”创始人曾前往上海向弥留中的沈昌旭先生告别。

“汉柏秦松骨气，商彝夏鼎精神”——杰出的人民教育家沈昌旭先生

回 忆 与 怀 念

一九四四年夏，乔石同志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迅速去绍兴中学开辟工作，在短期内发展一大批党员，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胜利新形势。他指出，绍兴中学座落在北站要地，做好这所学校的工作，对于解放上海有着重要的意义。当时，我身患肺病，还经常咯血，却感到极度的兴奋和喜悦，当即表示：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完成这个光荣任务。（摘自 沈昌旭先生《开辟绍兴中学，迎接抗日胜利》）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的十月，乔石同志要我去浙江普陀山休养，但那时的形势，怎么也不能叫人平静下来去过疗养生活。于是，我在沈吕默教导主任的帮助下，去办十八民校，在地区和工人中继续开展工作。就此离开了绍兴中学，而绍兴中学的各项工作在其他同志的领导下还在陆续发展。（摘自 沈昌旭先生《开辟绍兴中学，迎接抗日胜利》）

民国34年（1945年）4月，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子弟中学（简称绍兴中学，今上海市育群中学）中共支部，按上级组织指示，为迎接抗日战争胜利，印制数万份《告全市人民书》（由沈昌旭执笔），支部书记带领党员、积极分子，连夜在各街道张贴。 （摘自《上海地方志》）

一九四五年春，我们年级中来了一个年龄较大的沈昌旭同学，他常借诸如《西行漫记》、《中国走向何处去》、《新民主主义论》等文艺、政治书刊供我阅读，以启发帮助我，使我在政治上渐渐成熟，对党、对共产主义有了认识。同年七月，我由沈昌旭同志介绍入党。 （回忆者：严丽娟女士）

1945年11月，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系统党员沈昌旭借设在上海市北站区绍兴中学一手创建上海市立第十八民众学校。当时的民校，就是为工人、店员、摊贩、家庭妇女、失业失学青年补习文化的业余夜校。（回忆者：张耀忠先生，中共上海虹口区委原副书记、上海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上海市工商联党组原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绍兴中学学生沈昌旭（中共地下党员）等，通过民主人士和上层关系，创办市立第十八民众学校，招收失学青少年和工人、店员、贫民、社会青年入学，成人学生300多人，除进行文化教育外，还进行政治启蒙教育，并在学生中发展中共党员，组织学生参加民主运动。 （摘自《上海地方志》）

民国36年(1947年)10月，中共地下组织派沈昌旭、唐坚柏（原中共上海航海仪器总厂党委书记）等人，在闸北区以第18民校名义开展识字运动，在棚户区开展政治工作。 （摘自《上海地方志》）

1949年春，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十八民校的党组织改属沪北区委虹口分区委领导。沈昌旭担任分区委委员，仍分管十八民校党组织，民校的工作重点全面转入组建工人协会，人民保安队，迎接上海解放为主。由我任民校的支部书记和区工协、区人民保安队负责人，具体组织领导该项工作。 （回忆者：张耀忠先生，中共上海虹口区委原副书记、上海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上海市工商联党组原书记）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学校爱国师生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争取民主和自由，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乔石同志（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当年创建和领导绍兴中学共产党地下组织，曾任学校学生自治会的指导老师，派地下党员沈昌旭同志来校开辟中共地下党组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绍兴中学学生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如发起宣传抗日战争胜利的“告全市人民书”；组织全市性“助学运动”、“要民主争自由，反内战争和平”演讲活动；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领导护校，迎接解放”的革命行动等，许多进步学生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顾个人安危，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摘自《上海市育群中学校史》）

当然，我那时的思想还只是处在启蒙的混沌状态，好读书而不求甚解。1944年秋天，认识了沈昌旭同学以后，情况便有了变化。正确地说，应该是沈昌旭主动来接近我的，他有心而我无意。有一天傍晚，沈在我家“空中楼阁”的下面喊我，于是我便下楼和他一起散步，聊聊我们的文艺爱好，这样我们慢慢地熟悉起来，有时我会上他家去坐坐。他家有一位拖着长辫子的姑娘，我还以为是他的未婚妻，后来才知道是沈昌旭的妹妹（她后来参加了新四军，解放以后在南京精神病院当政治部主任）。期间沈从煤球堆里找出了几本“禁书”借给我看，有爱德迦·史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等等。于是我头脑中一些模模糊糊的人物，具体化起来，知道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等等。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也有了初步的明确，开始知道什么是唯物辩证法，什么是共产主义。在这一点上，沈昌旭是我的启蒙者。

有一天晚上，我在沈家聊天，他对我说：他有一个朋友是新四军过来的，找他帮忙做点工作，他希望我与他一起做一点工作。他问我是不是和他一起参加，听起来他好像也是刚刚接触新四军，刚刚准备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似的，由于我对他的信任，就同意了，这样我也成为地下党员。我只与沈昌旭一个人单线联系，我与他一星期碰一次头，或我去他家，或他来我家。他经常介绍一些党的目前形势，谈到过抗战胜利以后，新四军可能要进上海，毛主席可能要聘任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等等。而交给我的任务，便是出墙报。由于当时形势还十分严峻，所以活动是极其秘密的，不许与任何人暴露自己的身份，包括自己的父母。

昌旭还引我见过一次蒋经逸同志，当然我不知道蒋经逸就是乔石同志，只记得他戴着眼镜，看人时两个瞳仁不同时对准着你，年纪比我大好几岁。当时我大概只有十五岁左右，与刘胡兰年龄相同，当然，我知道这个“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还是后来解放以后的事情，而知道乔石就是蒋经逸，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沈昌旭得到平反以后，到了南京住在他妹妹家，我到他妹妹家去探望他时，他告诉我的。也谈到他的平反，是乔石同志为他写了证明材料。由于文革时，沈昌旭在监牢里被关了约十年，把他的身体彻底搞垮了，因此身体极坏，还患了面神经麻痹症，未两年，他就去世了。真所谓：

                   誓 将 终 生 付 革 命 ，

                   却 被 革 命 抛 入 牢 ；

                   铁 窗 十 载 销 忠 魂 ，

                   壮 志 未 酬 身 先 死 。

殊可叹也！（回忆者：於崇定先生，南京邮电学院教授）

“昌旭，我们没有忘掉他，从1946年初到1948年底我们一直在一起，这一段人生经历是无法忘怀的。昌旭自然是一个好同志，有一颗善良的心，热爱贫苦劳动大众，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和统治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一直患病，但一直忘我地工作。凡是一起和他工作过的人，凡是受他熏陶过的他的学生，我想谁也不会忘怀他。” （摘自原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原秘书长周绍铮先生致“译博士”创始人的函件）

在沪北，坐落在虹口区中州路有所市立第18民校，1945年秋创办。共产党组织派沈昌旭去开展民校工作，沈通过绍兴中学教导主任沈吕默（上海体育局正局级离休干部）落实了校址，请在大学生系统工作的张耀祥（原中共上海北郊区委书记）担任主任教员；邀中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担任义务教师。诸事具备，学校办起来了。（摘自《上海教师运动史》，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

一九四九年二月，唐坚柏利用学校放寒假的机会，到上海向（虹口）区委回报工作，区委沈昌旭向他介绍了当时上海准备迎解放的情况，要求东山支部也积极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并指示他万一局势发展到与上海失去联系，可以主动找新四军太湖纵队接关系。（回忆者：席玉年先生，上海第二机床厂原厂长）

为了迎接国庆60周年，左思右想，拿出了一篇现成的，由我撰编的中学时代的回忆。虽然得到部里老领导的鼓励，特地打电话要我向老年报投稿，我也未敢遵命。也接到一位留学欧洲，从事文学的中年学者热情来信，原来他从小就深受我校乔石播下的第一颗革命种子沈昌旭（解放前地下党上海闸北区区委书记）的教导，对沈昌旭非常敬爱，和同情沈的坎坷一生，正在致力于写他的生平，他多次回国去上坟悼念，跑遍档案馆查找资料，拜访当事人（整沈的人肯说真话？真难。沈昌旭的平反，直至知情人仗义，面见乔石，经乔石发话才得以解决，多难，诬造者无罪？！）。其实在我的汇集中只是一鳞半爪，却有一篇沈昌旭的当年短文，那位晚辈竟感动不已。我却深感后生可敬可爱！ （回忆者：周正石先生，航空科技专家，中国航空动力控制系统研究所科技办原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离休干部沈昌旭，籍贯浙江绍兴，束发受书，睹民族之危机，习救亡之真理，少年投笔，献身革命，于一九四二年入党，时民生凋敝，外侮迭至，以书生报国，组织学运，护送冲龄弟妹参加新四军，爱国成仁而不顾，镣铐在前而不屈。经地下斗争之血雨腥风、上海解放之开天辟地，直至新中国建立，历任闸北、虹口区党内组织、宣传及上海市教育局等机关领导工作，惟勤惟谨，忠于厥职，对学生运动以及教育、宣传事业卓有贡献。乃以忠介，而遭闵凶，于十年浩劫中备罹酷刑，又受污名。幸日月重光，奇冤得雪，而健康已毁，无复能为国尽忠。常怀殷望，再事辛劳，而药石无灵，终以不起，于公元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四日凌晨五时许赉恨以终。其以身许国，终生未娶，孑然一人，孤苦伶仃。余既悯其遇，更悲其志，前仆后继，以是自勉。（墓志铭撰文：顿弘居士）